ally...too much!

初读雅克·德里达的书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掌握他的所有表达，其语言不至于晦涩而是总让人希望他再诠释多两三句话。不知道是因为翻译过于直译还是因为德里达的风格本身如此。当然，即便如此，我也不至于误以为雅克·德里达的著作《论好客》的本意就是围绕谎言作为论述主题的。只是演讲期间，德里达曾提及康德的文本《论人类要求说谎的权利》。康德视诚实为一种绝对命令，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该说谎，而无论结果如何。

但以下这种状况不应该被忽略：话语不单单是话语，其包含可被理解的、也是被社会规范约定俗成的某种补充语义或外延意义，同时表明说话者对事物所持的态度。也许，说话者不愿意说实话的原因在于一旦代表字面意义的语句被说出口，其显含（相对于隐含）的意义可能是有违于说话者本意的，实则慌言。于是，说话者更倾向于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谎——来更准确地表达其态度（如认为对方不应知情的态度）。

不过，大前提是，完整表达受到了说话者本身的条件或社会环境的限制，如沟通障碍和不完全开放的自由言论机制。

当忽略这些限制条件，而回归从道德的角度去考虑，我倒是非常赞同康德的立场。但，说谎是一回事，隐瞒又是另一回事。我不愿意说谎，但我擅长隐瞒。

一种智慧：洞察力

我最渴望拥有的智慧是洞察力，如果说智慧也是分门别类的话。所谓智慧，如果它是体现在文字上，或至少可以说是体现在语言逻辑上的话，那智慧就不是先验的，而是某种出现在语言之后的产物。而所谓洞察力，应该是体现于评述（既然是“评述”，当然也是依赖于语言）事物本质的能力之上。若论最具备洞察力的群体，则非评论家莫属。这类独特的群体是依附性质的，他们往往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技能，而是依附于某类专业人群，譬如电影批评家（或应尊称为“电影哲学家”）巴赞。他并不创作电影，却能被视为法国电影新浪潮之父，把电影推向严肃艺术。依附性质的工作者并不比专业工作者低下。苏珊·桑塔格在多篇论文里说过批评家们的坏话，这些“诽谤”大概都只是出于她“反对阐释”这一观点，认为艺术作品的涵义不该被限定。而她并不能否定批评职业者的洞察才华，况且她本身就是一名批评家。

或许可以说，所有门类的智慧都是依附性质的。它依附于现实。假若世界真如佛家人眼中那样是空无一物的，我们何必还追求拥有智慧。

巴赞：《电影是什么》

读巴赞的《电影是什么？》，从中最能够学习到的，是如何穿越现象与表面形式直捣本质地去对不同的艺术类型作出最准确的比较。譬如，巴赞认为以布景的真实性来区分戏剧与电影是不正确的，（除却存在着虚假布景的电影以及追求真实布景的戏剧）关键应是观众对布景的感知。在戏剧与电影中，观众所处的观影环境决定着他们对布景的要求和感知方式的不同。依托在这样的哲学逻辑之上，巴赞剖析了两种艺术类型的本质差异，以便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等价转换，即优秀的电影人是如何将戏剧改编为电影的，而不仅是生硬的复制。

文字

我相信，文字是比口头语言更适用于装载智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从文字——即书籍，而不是电视或具体某位哲人的说话——里获得更多的智慧。

我发现我很喜欢用“或许”“大概”“如果”之类的词语，也许（看，我又使用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的“犬儒”，我的模棱两可的个性。又或者，实际上是代表我的严谨性？

总要说些题外话……

blogging之初，我希望我的blog是有主题性的，而不只是随意的扯东拉西。也曾经很羡慕那些打理着一个“摄影作品+文字”型博客的文艺青年们。我无法严谨地控制着我的记录走向与文字风格。读安妮宝贝的时间里我习惯使用断句与描写，读电影评论书籍的时候则偏向于评述的语气。但如今，我很庆幸我的blog能够如实地把这种变换的行迹感记录下来，让我清楚看到自己的改变与收获。

最近迟迟才开始阅读桑塔格的论著，被她的思辨与猎足之广所折服。

收录在《沉默的美学——苏珊·桑塔格论文集》里的《论风格》一文重燃了我对文学作品——更确切来说应是文学评论——中存在的所谓“必然性”的质疑。通常，我们碰到的是“文学人物的性格决定其命运”这样的关于必然性的论调，譬如《哈姆雷特》，又譬如我们在中学英语课本读到的那个关于假项链的故事（好像正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对“必然性”产生不解）。如果不存在“丢失项链”这样的偶发事件，女主人公势必要经受贫困生活的磨练吗？不是总有人可以过着一辈子挥霍无度的生活吗？用“偶然”来构造“必然”的合理性真的足以屹立不倒吗？这大概只是教育家的美好愿望。（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对立，该文中也有论及。桑塔格认为，对艺术作品的内容的道德认同与否，是艺术之外的问题。）

想起关于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对于爱、道德伦理以及人生追求等人生课题，我们务必要进行独立思考，得出它们之于我们每段独特人生的意义，尽管思考的结果大多雷同（这也许就是一般人疏于自主思考的原因）。但唯有结合个人体验，其意义才真正成为意义。

关于“必然性”的否定，桑塔格还提到，“正如威廉·艾尔最近所说，如果《哈姆雷特》是‘关于’什么的，那就是关于哈姆雷特及其独特处境的，而不是关于人类状况的”。“艺术作品的所作所为，是让我们看到或理解独一无二之物，而不是判断或概括。”（这与她在《反对阐释》中对艺术评论价值的否定思想一致。）将其结论概而言之，则是“艺术中的必然之物是风格”。

以上或多或少是我借对桑塔格论述的断章取义来自我引证，但应该没对其本意产生多大误解。在《论风格》中，桑塔格主要否定了在艺术评论中将风格与内容分离的观点。艺术风格是艺术创作作为一种个体活动而自然形成的，将风格与内容分剥开来（认为风格不是审美对象而只是装饰品），为艺术设置了一系列的对立问题。于是，桑塔格引进“意志的观念”来评断艺术的双重性（风格与内容），即“艺术是意志在某物品或某表演中的客观化，是意志的激发或振奋”。简而言之，风格是“艺术家意志的标记”。

题外话：最近的阅读与观影让我觉得，半个世纪是多么短暂的一个时间段，以至于我们仍沉醉于半个世纪前出现的作品。

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书中，诺曼·马内阿带着轻微的中年人特有的啰嗦与自负去回忆令人压抑并可笑的过去。当然，不能由于诺曼的赘述与沉迷于玩弄文字而否定该著作的价值。书中出现的这些算不上瑕疵的瑕疵，对于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与活过半世纪的人来说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诺曼是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者与审视者，拥有足够分量的谈资，因为他“经历了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人生体验——大屠杀、极权统治和流亡”。浅白与黑色幽默的文字风格，加上合理明晰的文章编排，让读者轻松一窥80年代被极权统治笼罩着的罗马尼西亚。

作为享受着社会主义和谐生活的读者，阅读时难免因发现某些也适用于描述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段落而产生快感。尽管我明白极端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同一回事，而任何政体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舆论控制与官方虚伪。

当现实泛滥着虚伪，它唯有通过艺术来备受拷问。

不久前刚读完的两本书（《童年的消逝》以及《诗学》）都不约而同地提及语言学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暂且忽略唯心与唯物的争辩，无论如何，语言的出现确实能促进人类认知（甚至发明）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了解语言如何产生并与现实发生联系有助于我们锻炼抽象思维，并且藉此思考更具本质性的问题。

再次，每当读到关于如何进行教育的文字，我就会为自己没有遇到过多少真正启发过自己的老师而叹息，懊悔过去的自己不懂得如何进行自我教育。前几天读及周可的blog，他把旧文翻出来，三番四次地强调读文学的重要性，重谈呆在象牙塔里的可贵。

文学和语言学，我们大概都可将之视为基础性学科。我们也大可说基础学科都必须重视，但究竟何谓重要的基础学科呢？若参考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前者应属于第三类：创造性学科，后者或应属于第一类：理论学科（如数、理与形而上）。其余两类分别是第二类：实践学科（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第四类（附）：工具学科（逻辑学）。所以，如果将第一类学科视为基础性学科，那文学应该不能算作内，而应由语言学代替之。

可惜的是，我从来没看到哪所学校会把语言学设为一门针对所有专业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