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y...too much!

如果我要收录一只关于爱的CD，我就以此为封面。

总觉得在这个独处的午后，有些事情将告一段落。

譬如，我终于把雅克·德里达的《论好客》一知半解地啃食完毕。全书的令人惊喜之处在于安娜·杜弗勒芒特尔在《论邀请》一篇中对德里达的表达方式的到位点评。“我着迷的正是倾听德里达思想所特有的这种‘如何’（真理的‘如何’正是真理），而不是评论的贫乏练习。”“如此高声作哲学思考的人并非展开平滑而单一的线索，而是展现其裂缝。”正是这些“裂缝”迫使我摆脱被动的思考。就思考内容而言，安娜并没有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德里达的论点，然而，她一语道破阅读德里达的价值。而《论邀请》一文与其说是德里达讲座的听后感，倒不如说是其导言。

同时在看的《电影是什么》倒是读得流畅至极，毕竟巴赞的笔伐战场主要在《电影手册》和《思想》之类的媒介，他的读者不仅是电影工作者，更是广大电影爱好者，笔伐的内容则是最大众的艺术形式——电影。虽然《电影是什么》实质上是一本巴赞的批评集，但经典毕竟是经典，选录的文章承启连贯，没有如今某些畅销文集的断裂感。论题触及的层面广泛且具代表性，算是一本很好的电影鉴赏入门书。

Anyway，上面那两段离题的话其实可被忽略不看。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写字都变得那么不直接呢。在这个独处的午后，真正让我在意的，是这几个星期的生活即将告终。而面对未知的未来，我总是不自信的。

亲爱的，这个暑假终究让我们用停滞的幸福给打发掉了。我总害怕爱情变得腐朽，而停滞就意味着腐朽，不是吗？

我的机遇观在很多人看来是被动的，因为我觉得所谓机遇其实俯拾皆是，而人们真正匮乏的是选择的判断力。所以我总希望自己能够更淡定地去慢慢选择与等待。

所以，我的成长便如此缓慢？

8月30号，陈绮贞广州演唱会@中山纪念堂。

似乎要见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人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呆在广州就能够一一等到，而且接触的距离一次比一次短。陈绮贞和广州的重叠影像本来还停留在某期遥远的城画封面，那是陈老师抱着吉他站在广东美术馆内庭的攀藤植物前留下的白花花的身影。等了许久，这一印象才终于被刷新。华丽的，纯净的，美好的，似乎陈绮贞本身就代表着理想。

这算是一场所受限制很小的演唱会了，绮贞可以下台至场馆中央接近观众，高潮到来时观众可以站在椅子上摇摆身体，encore了两三次后演唱会历时将近3小时……作为观众可作的小小抱怨是，场馆的舞台太小，装不下陈绮贞的华丽。但庆幸不大的场馆把我跟绮贞的距离拉至5米之内~最后，绮贞不得不离场时的犹豫表情真实且亲近。

其实3小时真的不足够。正如有些故事只需拍成90分钟的影片便足够，但有些故事则需要配合隽永的叙述节奏。陈绮贞的安静与力量，以及演唱会舞台的华丽，我们都只能窥豹一斑。还好她还会再来。

（适逢本篇是第一百篇blog文，cheer~）

初读雅克·德里达的书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掌握他的所有表达，其语言不至于晦涩而是总让人希望他再诠释多两三句话。不知道是因为翻译过于直译还是因为德里达的风格本身如此。当然，即便如此，我也不至于误以为雅克·德里达的著作《论好客》的本意就是围绕谎言作为论述主题的。只是演讲期间，德里达曾提及康德的文本《论人类要求说谎的权利》。康德视诚实为一种绝对命令，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该说谎，而无论结果如何。

但以下这种状况不应该被忽略：话语不单单是话语，其包含可被理解的、也是被社会规范约定俗成的某种补充语义或外延意义，同时表明说话者对事物所持的态度。也许，说话者不愿意说实话的原因在于一旦代表字面意义的语句被说出口，其显含（相对于隐含）的意义可能是有违于说话者本意的，实则慌言。于是，说话者更倾向于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谎——来更准确地表达其态度（如认为对方不应知情的态度）。

不过，大前提是，完整表达受到了说话者本身的条件或社会环境的限制，如沟通障碍和不完全开放的自由言论机制。

当忽略这些限制条件，而回归从道德的角度去考虑，我倒是非常赞同康德的立场。但，说谎是一回事，隐瞒又是另一回事。我不愿意说谎，但我擅长隐瞒。

今天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当我去评价某支乐队的表演水平的时候，我所持的标准是什么——关键是鼓手的表现。我想我一直都把“节奏”从“编曲”里剔除开去。节奏只不过是音乐的固有属性之一，编曲所用的乐器不应该只是打拍子的工具而已。而鼓往往最容易沦落为这样的工具。可以让我为之倾心的总是那些能够以各种技法轻柔地抚弄鼓面的鼓手们。

所以，只强调节奏，而在编曲上没有花费心思的音乐，请远离我，不要将我的听觉腐朽。